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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力春药,杜兆才遭“空降派”围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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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零一七年,中国足坛的历程可谓风起云涌。年初,足协推行了U23新政,要求中超每场比赛的报名名单中必须包含两名U23球员,且其中一人必须作为首发出场。这一政策的出台,是为了在竞技场外寻找培养新生力量的突破口。

进入三月,中国足协被质疑其所谓的“天价球员”现象是商业炒作而非真正热爱足球的表现。此情况得到了总局的高度重视,随之而来的将是更加严格的投资规则。这一月里,还对各俱乐部的引援策略加以限制,开始推行引援调节费政策。此政策的目的在于让引援资金与整体队伍的人员结构达到均衡状态,以确保联赛的竞技水平和良性发展。

随着时间来到六月,足协发生了一场重量级的“人事地震”。杜兆才被派空降至足协。他的身份地位十分特殊——既是总局的副局长又兼任足协党委书记,意味着他在国家体育体系中的大权在握。关于他入职的消息暗示了将会有大规模的人事调整。

据报道,杜兆才与前任主席陈戌源的权力斗争早在二零一八年便已开始。随着足协体制的改革,陈戌源成为新的掌门人,但两人之间的明争暗斗从未停止。在人事布局上,杜兆才引入了众多亲信,形成了所谓的“杜门九虎”,这些人分别担任了足协的重要职务。与此同时,他还从辽足招揽了李树斌、肇俊哲等教练团队,被外界称为“东北帮”。而陈戌源则形成了以自己为核心的“上海帮”,包括秘书长、副秘书长等中层管理人员。

在杜兆才掌管足协期间,他不仅扩充了足协的编制数量,使得整个管理机构变得臃肿不堪,还试图通过安排自己的“自己人”来掌控重要岗位。然而,陈戌源不甘示弱,他力主推行“精兵简政”,意图削弱杜兆才的势力。在部门分工调整中,几个重要部门进行了合并,形成了一个更为集中的管理结构。

二零一九年以后,随着中国申办亚洲杯的希望落空,“陈杜”二人的声誉受到了严重打击。而在这场风波中,两人共同面对的还有一系列的调查和审查。尤其是二零二二年底李铁事件的发生,使得两人的关系愈发复杂。

在公众视野之外,杜兆才的私生活也备受争议。他被曝出贪财、好色、迷信等行为,甚至在公共场合展现出与年龄不符的“意气风发”。然而在庭审时,他的形象却大相径庭,显得十分憔悴苍老。这一切都让人对这位曾经的足协高层产生了深深的疑问。

最终,杜兆才因多项罪行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,并处罚金四百万元。他是足坛反腐历史上落马的最高级别官员之一。他的故事不仅是一个人的悲剧,更是中国足球发展历程中的一个警醒。当权力与金钱交织在一起时,很容易让人迷失方向。对于那些手握重权的人来说,“权力是最好的春药”,但更重要的是要守住自己的底线,不忘初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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